王瑾在衡州时费了好大工夫才说服李自成。明朝的百姓出身的闯军将领们对于万历年间税监四出、疯狂敛财的暴政印象深刻，对于搜刮钱财进入君王私囊这件事十分敏感。但李自成又不得不承认，君王没有小金库是不行的。所以，他让王瑾想出一套尽量不影响国家财政和百姓生活的办法。完全不影响当然不可能，但总不能像大明这样过分。
首先，矿税使这种东西必须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这是最贪墨、最低效的办法。这样不计后果地敛财的确能搞到钱，但大头都被太监和他们的走狗侵吞了。而且对基层的社会秩序造成极大的破坏，完全是饮鸩止渴。
何况那时候万历皇帝压根不渴，除了修三大殿之外根本没正事。万历三大征的军费都是户部、工部、太仆寺等部门和各省的财政出的，内帑不仅没出钱，还要从户部抽钱。
王瑾是辽人，他的父母经历过高淮乱辽的时代。高淮是万历皇帝派到辽东的矿税使，此人本是京城崇文门一带的地痞无赖，替衙门收税为生。靠贿赂万历宠臣阎大经，撇下老婆孩子净身进宫，谋得了前往辽东征矿税的差使。
高淮在辽东十二年，激起的兵变和百姓暴动不下十起。他上缴内帑的银子不过四万五千五百两，而实际聚敛所得胜此十倍。仅仅万历三十一年，高淮便率领数百家丁，遍掠前屯、辽阳、镇江、金州、复州、海州、盖州等地，得银多达十余万两。
除了公然索贿以及“指哪哪有矿”这种矿税使常用的手段外，高淮还结合辽东的情况花样翻新。辽东真的有矿，于是他就组织开矿，待遇太低没人愿意当矿工，他竟然强迫卫所的兵丁来无偿服役。
更要命的是，万历皇帝还授予高淮监督甚至指挥军队的权力。于是他硬说军队的马匹不合格，搞了一批劣马，逼士兵以高价购买，不从便严刑拷打。哪个军官不贿赂他，他就向皇帝打谁的小报告，总兵马林就因此被罢官，指挥使张汝利甚至被高淮的爪牙打死
军官行贿的钱又从何而出呢？当然是喝兵血了。故有“辽人无脑，皆淮剜之，辽人无髓，皆淮吸之”的说法。辽东总兵李成梁、巡抚赵楫也与他沆瀣一气，大做走私生意，搜刮辽东民财，贪污军费、马价、盐课、市赏，合称“辽东三患”。辽人称：“若遭大虏还有命，若遭家丁没得剩。”
高淮甚至还打起了朝鲜的主意，不过朝鲜毕竟也是个独立国家，不会任人宰割，在朝鲜人的坚持抵制下，高淮没能进入朝鲜。
当时辽人有“四大恨”。第一恨，外来客军凶猛似虎，残害百姓；第二恨，士卒百姓不堪盘剥，卖妻鬻子；第三恨，本地绅商遭遇勒索，家产罄尽；第四恨，明军将领的夷丁横行不法，奸淫掳掠。在这种情况下，除了频繁的兵变和百姓暴动，还发生了大规模的逃亡事件。有的人逃入海岛，成了日后东江镇建立的基础，有的人则逃入朝鲜、蒙古、女真。乃至于有“生于辽不如走于胡”的说法。
那时的努尔哈赤还年轻，不像晚年那样残暴，对待投降的汉人并不虐待，至少是像一个正常的封建君主那样剥削他们，编为民户，同于诸申。如果努尔哈赤真的能以驱高灭李为号召，报辽人之四大恨，让老百姓当他的佃户长工，安安稳稳地做牛做马，就算他是女真人，照样能一呼百应，百姓赢粮景从，做皇帝又有何妨。
然而努尔哈赤在势力越来越大，降服了越来越多的部众之后，出于现实利益考虑，还是选择以女真贵族作为自己的基本盘。为了维护女真贵族们渴望人口和财富的根本利益，背弃了自己当初的政策，对汉人进行大规模的奴役和屠杀。
人都是会变的，六十岁的努尔哈赤是变态杀人魔，但三十岁的努尔哈赤却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尚可喜、吴三桂、孙可望，乃至后来的汪精卫，要是都死在三十岁，哪一个不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
且不提那么远的事，还是回过头来说内帑。闯军连宦官制度都取消了，矿税使自然也不会再有了。但是，皇帝还是要敛财的，只不过得敛得隐蔽一些。
明朝有金花银制度，皇帝可以从朝廷正赋中抽取一部分作为内帑。但是按照闯军的赋税制度，税收是完全属于户部的，而且在明朝由金花银负担的那部分武官俸禄也是从户部划到兵部的账上。
闯军现在实行的是实物税和货币税并行的制度，如果强制要求必须征收货币税，就会导致农民在出售产品时受到盘剥。这一点暂时还不能更改，所以征金花银肯定是不考虑的。
大明的皇庄也同样臭名昭著，寻常豪绅家的恶奴都时常欺凌百姓，皇庄的管庄太监和大小庄头作为天下最有权力之人的奴才，其贪婪暴虐自然也是一流。如果说有谁能和他们媲美，那就是沈阳郊外大清皇庄的庄头了。
皇庄不缴税，其佃户又不服役，因此又滋生了借投献皇庄逃税的问题。所以投献士绅逃税的现象泛滥也就可以理解了，皇帝作为全国最大的地主带头这样干，士绅当然有样学样。而事实上，皇庄佃户所受的压迫比一般的佃户还要重得多。皇庄虽然在天子脚下，而且是皇帝的私产，按理说是离皇帝最近的地方，然而却比其他地方更加天高皇帝远，暗无天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