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能执行更高效的政策，政策效率高了之后，财政收入又会变得更高。
　　然而，又不能为了这个目的一味敛财。天下百姓能生产出的产品是有限的，官府拿得太多，大家就又造反了，农民已经够惨了，因此官府要敛财，也不能从农民手里抠，除了自行经商获利及对大宗商品流通抽税外，只能从租佃地主手里抠。
　　即便如此，生产力水平摆在这里，地主家的余粮也是有限的。故而国家财政不可能宽裕到让所有人受教育，能培养出的官吏队伍也是有限的，再加上通信、交通等原因的限制，无法做到真正深入乡村，也就不可能彻底废除租佃制。因此，既不能放弃用田租培养出来的官员，又需要借助士绅来控制基层，和士绅合作也就是必不可少的。
　　王瑾的这套理论在邓岩忠、陈可新等人看起来简直可怕，他们倒是并不觉得王瑾说得不对，但王瑾说的这些东西实在是太过直白，根本毫无掩饰。光明正大地宣称“地租越高，流寇越多”“利息越高，暴民越多”，光明正大地宣称君王统治的关键是对士绅既利用又压制。把自隋朝以来持续千年的科举制视为经济落后、财政不足、官吏队伍弱小的条件下的权宜之计。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邓岩忠等人倒没什么可担心的。他们这些早期投闯的文人虽然也是士绅，过去不是的现在也是了，但基本上都是中小地主甚至富农、中农出身，减租减息对他们的利益损害不大。他们已经占了闯军这条船上最好的舱位，闯军败了，他们死无葬身之地，也不用考虑什么政策不政策的了，闯军赢了，他们就是开国功臣，不管是用田租培养官员还是用国家财政培养官员，他们的子孙只要不作死就能有一席之地。
　　然而，他们都觉得王瑾的设想太疯狂。就算王瑾否定了“人人皆入学，村村有官府”的激进想法，但已经开始实行的“对军官子弟进行五年义务教育，毕业考试合格即同秀才出身”的政策在他们看来还是用力过猛，尽管这没有撼动士绅们的根基，可同样是从士绅嘴里抠钱培养制衡他们的人。
　　王瑾比他们更清楚这种政策会招致的反弹，但他也清楚，所谓阶级，并不是一个实体，而是对无数个体的统称，个人利益和阶级利益从来都不是统一的。现在正是几百年来地主阶级最虚弱的时刻，如果现在不趁此机会对他们做出限制，那就要等下一个治乱循环的周期的到来了。到那时，不仅要面对比现在的满清强大不知多少倍的外部力量，也不见得会有李自成和王瑾这样的农民起义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