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理论上来说
在政权建设方面，王瑾能提供的建议是很有限的，甚至可能连何吾驺都不如。毕竟以他在二十一世纪的级别，总不可能接触到中枢政权是怎么运转的。
相识这么多年，该教授的知识王瑾早已教给李自成了，至于那些他从未接触过的领域，那就只能看悟性了。王瑾和李自成比悟性，结果如何还用说吗？
在废缠足、废避讳、出版审查之类的“小事”上，李自成对王瑾的坚持很尊重，但是在大的方针上，王瑾并不多说什么，大部分还是出自李自成自己的心思。在十七世纪强化君主专制，加深中央集权程度，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王瑾提出了一定的修正意见，但是对于政策的主体不会发表什么看法。
听说过奴隶主搞民主，资本家搞民主就更正常了，要是易洛魁人那些母系社会的酋长，肯定是统统民主。可要是谁没本事搞定地主阶级还想玩民主，那可真是吃了砒霜再上吊，顺便学渡边大尉朝自己的脑袋连开七枪，就地枪毙，然后活埋，先活埋后枪毙，一边枪毙一边活埋。
十七世纪倒也不是不能搞民主，比如说人家英国，能砍国王的脑袋，比如说人家荷兰，商业资本权势滔天，连沉默者威廉、拿骚的莫里斯这样领导独立战争的领袖都没法真正集权。还有加勒比海盗，在海盗船上的时候，特殊的组织方式决定了其必须民主，上了岸之后，他们以种植园作为经济支柱，使用没有奴隶之名、不必终身为奴的契约工，却采用类似奴隶制的方式进行管理，在商品外销时又充分参与世界市场，于是这种缝合政体也是民主的。
大明朝有这样武德充沛的资本家吗？既然没有，那就老老实实走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路，去对抗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和脆弱性，对抗全国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以有秩序的吃人对抗无秩序的吃人。
对于金字塔底层的芸芸众生，统治阶级内部是用什么方式达成妥协的很重要吗？除非他们的力量积累到足以打倒统治者，否则就得当牛做马，唯一的区别就是拉犁拉车还是直接杀了吃肉。所以，他们只是需要能够维持秩序稳定的统治者，而不是杀鸡取卵的白痴。
能靠科举成为士绅的人自然不会是白痴，可是他们的个人、家族的短期利益与整个阶层的长远利益是冲突的，这个“短期”甚至可能是几代人的时间，这个“长期”则是二三百年。所以从这个阶层的整体来看，他们就是在杀鸡取卵。
农民要真的都是肉鸡那也罢了，可他们是一群大象。养驯了的大象堪为宠物，可如果这种温顺的动物被激怒，发起狂来，便拥有毁灭一切的力量。
所以，就得有个养殖业的行业规范约束他们，告诉他们，鸡是不能乱杀的，大象更不能随便招惹。虽然制定规范的这个人可能是所有养殖场主中最贪婪最卑鄙的，他在制定规范的过程中损公肥私，敛财如山，甚至带人闯进几个小老板家里谋财害命。可就算是这样制定出的规范，也总比大象造反拆房，把人踩成肉饼，大家一起玩完强。
在有成熟的资产阶级之前，君主专制绝不能省，否则就是天下大乱。这并不代表在此时追求民主就错了，只是这一追求仅仅是为未来做准备，追求它的人能做英雄，但肯定做不了政治家。王瑾也不能说不是英雄，但他肯定不是这种英雄，而且当了这么多年“流寇巨渠”，从底层爬到中枢，也是这个国家最有权势的人之一，只要不出意外，他还是能算个政治家的。
政治家的一大特点，就是只做力所能及的事情。王瑾努力防止李自成变成反动派，但他从不否认大顺朝一定要反动。很多在现在进步的事，将来就是反动，现在进步得越多，说不定将来反动得更厉害。
文字狱、告密、特务政治这些东西，虽然能加强君主的权力，但会带来很多负面作用。如果将来是小农经济一统万万年，这些负面作用可能影响还不算严重，但王瑾知道，新时代已经不远了，得给一些新事物留下机会。为了将来能够不反动到把国家拖进深渊，宁肯现在不那么“进步”。
李自成不能理解王瑾所想的那些东西，何况王瑾都压根没说出来，但他也认为王瑾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毕竟他还是由农民起义者出身的，见识过很多自己手下的兄弟，乃至那些早期在闯军还没成事时就来入伙的文人是如何被诬告逼反的。为了防止密折作为君主了解地方的唯一渠道，重蹈酷吏政治的覆辙，李自成更重视统计队的建设。能用两只眼睛去看，总归会比一只眼睛更强。再加上能看过去未来事的第三只眼，李自成有希望成为历代帝王中最“耳聪目明”的人。
当然，前提是别碰上陈永福。
吃罢烙饼摊鸡蛋，也该办正事了，康小米他们这一次要调查的，是本地的投献问题。
一般来说，把土地或者商铺投献给士绅并不能避税，就算是士绅本人，也没有任何法律规定他们免税。可问题是明朝有大量不在正式规定内的“不税之税”，像劳役这种摆在明面上的，有正式的法规对士绅来豁免，但像盐场的盐丁之类的特殊群体同样有这种优免，可没人觉得他们能逃税。
凡是将产业投献给士绅的人，或者士绅的亲朋，就可以利用士绅的政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