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就是说，从远古时代的大巫师，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所有这些著名的远古和上古政治大人物，还包括伊尹、巫咸、伯益等人在内，都是集政治统治权(王权)与精神统治权(神权)于一身的大巫。这和王权压倒神权之后，“巫”成为民间傩文化后有明显区别。
众所周知，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都喜欢“封神”，把一些曾经的杰出古人尊封为神祗。但是一般人不会去考虑这件事的基础是什么——即为什么皇帝有权力封神。
因为他是“天子”，代表的是“老天爷”，而这种思想的起源，至少就可以追溯到“巫君合一”时代去。
到周初，这个中国上古“由巫而史”的进程，出现了质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就是周公旦的“制礼作乐”。它最终完成了“巫史传统”的理性化过程，从而奠定了中国文化大传统的根本。
“德”与“礼”思想的行成，就是这一理性化完成形态的标志。
“德”是由巫的神奇魔力和循行“巫术礼仪”规范等含义，逐渐转化成君王行为、品格的含义，最终才变为个体心性道德的含义。
周初讲的“德”，处在第二个阶段上，“德”在那里指的是君王的一套行为，但不是一般的行为，而主要是祭祀、出征等重大政治行为。
日久天长，它与祖先祭祀活动的巫术礼仪结合在一起，逐渐演变而成为维系氏族、部落、酋邦生存发展的一整套的社会规范、秩序、要求、习惯。
也就是说“德”首先是与“祀”、“戎”等氏族、部落、酋邦重大活动相关的非成文法规。“德”在周初被提到空前的高度位置，与周公当时全面建立以王的政治行为为核心的氏族——部落——国家的整套规范体制，即“制礼作乐”有关。
这个“制礼作乐”的“德政”可分为内外两个方面：“敬”与“礼”。
接下来，孔子细化并升华了“德”与“礼”的要求，这里又要把出自《左传》的那句经典拿出来：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然而“祀”有个前提，先人的墓穴你总得给他建好并细细维护，先人的灵位你总得有地方认真供奉。为什么长期以来中国人都很害怕离开“祖宗之地”？因为祖宗就在那里，你不能守着祖先的墓穴认真祭祀，那你这个人就是“缺德”的。而不是说中国人害怕陌生环境，不敢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没那一说，中国人的开拓性本来是很强的。
如是，中国自古以来讲究事死如事生，民间如此，皇家更是如此。
文化根源说清楚了，回头看看就很明白“陵工”为什么重要了。
皇帝的陵工，与其说最重要的是给皇帝本人死后享受，其实不如说是给后来的子子孙孙辈皇帝们一个可以“祀”的地方。
这件事的思想高度不是在于奉承当今天子，而是在于为天下垂范祭祀之“德”。
儒家治理天下的时代，任何事只要和“德”挂钩上了，那就一定不是小事，何况这里的“德”还不是个人修养的那个“德”，而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那个天下之德。
这谁敢轻忽，谁敢反对？敢把这事不当回事，不配合、不尽力的人，结果怕只能是千夫所指，无疾而终了。
但高务实把这作死的差事接了过去，表示他可以顶在前面，扛住工部可能的要挟，甚至让皇帝亲自找他。
这么牛逼的吗？
眼见得这一大堆勋贵们白日见鬼一样的神情，高务实也有些暗爽，心道：老子的手段岂是你们能一眼看穿的？儒家说德，可儒家到了现在几乎只搞“纲领”，具体的事情还不是咱们这些披着儒皮的法家人在做？
法家讲究什么？讲究只要事情办好，手段不重要啊！酷烈也好，权谋也罢，哪怕是毫无底线的妥协，法家其实根本不在意好吗！历史上法家出名的是酷烈，那只是因为当时环境下，酷烈最见成效罢了。
至于儒家的“德”，你工部能讲，我高务实一个六首状元就不能讲？这里头能扯皮的地方多了去了，难道理学一开始就是正统？心学派和实学派都是凭空冒出来的？
讲道理嘛，你有你一套，我有我一套，你说按时修好是德，那我说慢工出细活，这就不是德了？我又不说不修！
高务实笑而不语成竹在胸的样子到底让勋贵们有了点底气，众人面面相窥一会儿，朱应桢问道：“求真，这事你想清楚了？不会连累你吧？”
他这一问，倒让高务实有点感动，十几年的交情总算不是白给，他首先想到的居然不是自己能不能办好这件事，挽救他们将来的利益，而是担心他高某人会不会被连累。
虽然说高务实真要被连累的话，他们今后的情况可能更糟糕，不过人家能这样一问，高务实还是领情的。
“成国公-->>
第137章 水来土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