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多层饭店小偷公司
事实上，财政中留给县衙的部分怎么可能每年都够用呢？若是太平时节还好说，今年缺了修书院、挖水渠的钱，大不了明年再干。现在可是战争年代，军事问题能等明年再说吗？李自成作为全军主帅，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在哪里爆发战争，又怎么可能保证地方财政全都不缺钱。
按照正常流程，比如说知县认为投资改造一片沼泽地，能够增加耕地面积，改善百姓生活。劳动力不用担心，只要允许改造好的土地均田免粮，有的是无地少地的农民愿意出力，但是改造所需的物资、牲畜还是要花钱的，起码劳工干活期间县里要管饭吧。
知县命户官一查，发现今年的经费花完了，他就要上报知府，请求增援，如果理由正当，上级一般是会拨款的，反正将来也要从你们县以后的赋税里扣出来。如果知府觉得这个方案非常好，甚至可能改成府里出钱，以便算他的政绩。
府里没钱的话，就会安排其他县协调，如果这个府所有县都没钱，就上报省里，请省里支援或者协调。省里还没钱，就只好上报户部，请他们拨款或协调。如果户部还是拨不出钱，就只好请李自成自掏腰包。如果李自成也没钱……
那还当什么皇帝，从知县到皇帝都没钱，玩个锤子，赶紧找歪脖子树吧。
那么如果说，现在县里的河堤决口了，也能用这种层层上报的办法吗？等上级的拨款到位，可以直接用来投资水产养殖了。而且等到闯军失去了现在这种人人欲当开国功臣，荫蔽子孙的动力，变成普通的官僚政府，必然出现相互推诿，磨蹭迁延的情况，搞得像多层饭店、小偷公司那样。事事打报告，那就事事办不成。
二十世纪尚且如此，闯军的革命精神总不能比红军的还管用吧。何况闯军是“革天命”，汤武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可不是一码事。
所以，县里碰上紧急情况，也只能先组织本县的力量应对，临时摊派是一定会有的。这还是在知县想做正事的前提下，若是知县只想搂钱，问题就更大了。一刀切切不动，而口子一旦开了，又根本收不住。
李自成做过驿卒，常年接触胥吏，大明的基层是怎么样的，他再清楚不过。所以，他也从来没指望基本税收能解决一切。在加派方面，地方官员“推陈出新”“妙招迭出”的能动性是无穷的。既然不能治本，对治标就得上心了，对于投献一事一定要严加查处。
如果以为自己不搞加派了，就忽视投献现象，一旦有了紧急情况，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最近雨有点大，知县担心河堤有问题，通知各里按比例出役，十天内到指定地点会齐，加固堤防。民夫不用自带干粮，县里会出，至于工钱、口粮钱和其他经费，暂时加在秋粮里面，来年少收夏粮补回来。
农民甲说：“今年派差我已经出了三次了，为什么还找我？我娘生着病呢，我哪里能走！”吏员说：“那谁知道！想不去也行，雇个人替你去呗。看在乡里乡亲的份上，我帮你省个事，直接拿银圆，我替你去雇。”
乡绅乙说：“新朝雅政，我们做士绅的有体面，不必亲身服役，但钱还是要出的。都加在秋粮里嘛，该多少是多少，一文钱也不会少。”
到了收秋粮的时候，税吏一扒拉算盘，对农民甲说：“今年的秋粮要加上修堤钱，一共是多少多少，吧啦吧啦。”农民甲说：“修堤的时候我已经交代役钱了，为什么修堤钱还要算我的？”税吏说：“有田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你家里有田地，自然得摊派修堤钱。你哪那么多废话！”
而乡绅的远房族叔丙，乡绅小老婆的二舅丁，只消给税吏塞点草鞋钱，看在乡绅和钱的面子上，修堤钱的大头便免掉了。
等到了明年，按理说去年多交钱的该少收了。税吏跑到农民甲家里，又拿出账目来了：“去年的修堤钱你虽然交了，但是为了创建本县文明卫生的和谐环境，让精神文明之花开遍城乡，吧啦吧啦吧啦……总之，你今年的夏粮是这个数。”
农民甲说：“不对啊，我去年的修堤钱已经交得比夏粮还多了，而且这都是谁家的账啊，怎么都挂在我这里了？”税吏说：“你哪那么多废话？你是税吏我是税吏？”
一个农民如果能有故事里的农民甲这样的见识，那就已经和造反前的高杰差不多了，而绝大部分的普通农民是像高杰他哥哥那样，闷头种地，逆来顺受，税吏朝他们要钱，他们就给钱，哪会质疑税额多少。虽然也有把粮食藏在地窖里，炕洞之中藏铜钱这样的逃避办法，但从来不敢说有哪些税是不该收的，甚至连税吏明目张胆索要的好处费也不敢反抗。除非被逼到没有活路，那就是另一码事了。
然而对有家族势力庇护的农民，情况就又不一样了，税吏当然也敢向他们勒索，可是不能太过分，还要留些余地。至于那些有实在亲戚做官的人，税吏也就是向他们打个秋风，落个“礼尚往来”，是不敢直接招惹的。
但要说清查这种现象，又着实困难。账目上的投献花活，康小米他们查得出来，可是错综复杂的亲朋故旧的关系，他们怎么查得清楚，就算查出来又能怎么样？
可即便如此，还是要查，有人查，把持基层的那些人-->>